序：死刑論辯的三個突破

張娟芬

這份報告對於糾纏多時的死刑論辯，有幾項突破。第一，是對於死刑判決進行實況考察。所有人都可以隨口說出對死刑制度的意見，但是卻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真正看過死刑判決，即使法律專業者亦然。沒看過死刑判決，那對死刑的意見從哪來？依直覺，但直覺往往是人在社會文化影響裡頭不自覺的制約反應；或者憑印象，印象來自於劣質媒體加油添醋的犯罪奇景，食人魔、驚世媳婦、蛇蠍女、冷血殺手。媒體再怎麼被罵，它傳播訊息的感染力仍然強大，大眾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媒體訊息的依賴。例如前陣子民間司改會的「司法陽光網」將法官檢察官的名字列出，並附上相關新聞連結，法檢強烈反彈，說新聞報導常常錯誤；但是我的文章貼在法官論壇，裡面提到死刑犯徐偉展，立刻有法官把媒體對徐偉展的報導貼在下面證明徐偉展多壞——所以媒體罵到法官的時候都罵錯，不可參考，但罵到小老百姓的時候就一定對，一定是那人犯了罪。

大眾想像中的那種「極端之惡」，幾乎毫無例外是媒體印象。不管有多少例子告訴我們媒體的不可靠，例如「媽媽嘴」案，但一講到死刑、壞人、惡魔，媒體塑造的印象還是大勝，閱聽大眾從來學不到教訓。關於死刑制度的討論，就在這種迷糊仗裡進行。正因如此，廢死聯盟的這份報告，是死刑論辯裡一個很重要的態度：先實事求是地瞭解死刑判決的樣貌。

第二項突破，是這份報告打破了盛行的迷思：死刑案件一定是罪證確鑿。實際檢視67份死刑判決之後，這份報告發現其中32件重要證物沒有找到，例如凶器找不到、或者屍體找不到；25件重要證物沒有調查，例如凶器沒有拿去鑑定、甚至只有照片而沒有實物等等。想像中的「鐵證如山」，在死刑案件裡並不是必然。沒有凶器、沒有屍體、沒有鑑定，那到底靠什麼證據判死刑呢？

自白。這是刑事訴訟的老問題了，但是卻是一個始終沒有改正的老問題。從蘇建和案一九九五年死刑定讞到現在，二十年一晃眼就過去，整個偵審過程還是以自白與供述性證據作為最方便好用的證據。鄭性澤案是一個簡單的例子：偵辦的警方原本以為鄭性澤與羅武雄分持兩槍打死被害人，可是子彈鑑識結果發現被害人身中三槍是同一兇槍所擊發，而持有人是羅武雄。警方拿到鑑識結果的隔天就傳喚證人，製造一份「交槍筆錄」，說羅武雄把兇槍交給了鄭性澤。供述性證據最容易操控，不必動用到刑求，只要誘導、施壓、欺騙加上紀錄不實就可以，頂新案不就活活捉到檢察官在筆錄裡把被告否認犯罪寫成坦承犯罪？

這些重要證物沒找到或者沒鑑定的案件，未必全部是冤案。但是，「反正那是壞人」，這樣就行了嗎？這份報告的第三個突破，就是設定了死刑判決應該要達到什麼樣的水準。殺人的構成要件例如犯意沒有論證，可以嗎？證人未經對質詰問，可以嗎？量刑抄寫一堆成語而沒有調查，可以嗎？情節並非最重大卻判死刑，可以嗎？死刑判決對人民施加最嚴厲的刑罰，當然在品質上必須能夠通過最嚴格的品管，這是現代公民對於節制國家權力最起碼的思考。但是這份報告認真地實地考察之後，卻發現死刑判決遠遠不是大眾一廂情願認定的「罪證確鑿」、「惡行重大才判死刑」，而時常出現違反法學理論、違反國際公約、違反正當程序、或違反邏輯的論理。與其盲目支持死刑，不如沈靜下來如實凝視死刑判決，並且自問：我們怎能容許國家以品質參差不齊的判決將人處死？

（作者著有《無彩青春》、《殺戮的艱難》、《十三姨KTV殺人事件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