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一命抵一命更好的「賠償」
──訪受害者家屬林淑貞
許華倩 文
曾任台中潭子國中數學科老師的林淑貞，退休後大部分的時間都留在夫婿白手起家的汽車代理公司幫忙打理。我們到訪時，六十出頭的她正動作俐落地收拾自己的辦公桌，準備迎接客人。見到面，她朗聲招呼我們入座，一邊又請人泡來咖啡，拿出水果拼盤和各式糕點，才剛清空的桌面瞬間又給填滿了。
在她爽朗的招呼聲之後，則是一段永遠忘不了的、母親意外過世之痛。
林淑貞的父親今年八十七歲了，早年受日本教育，曾經是刑警，繼而轉至台灣省政府交通處任職，最後在南投縣中興新村省府路荷花池旁邊買了自己的宅子。林淑貞的媽媽也受日本教育，出門時總是打扮的端莊又精緻。出事的前一天，林淑貞還記得她先去了理容院讓人打理好頭髮才出門的。
林淑貞說，爸爸媽媽從小就把兒女照顧得太好。她的爸爸時常在外打拚不在家，媽媽總是把家裡打點的妥妥貼貼，「她非常完美主義，食衣住行面面俱到，家裡總是打掃得很乾淨，有她在的家就像城堡一樣，尤其我是長女，獨佔更多關愛。」林媽媽甚至在林淑貞的先生事業剛起頭時，偷偷拿自己的私房錢幫忙墊發員工薪水。「我們家四姊弟對爸爸媽媽都很感恩，給了我們這麼多。但我和媽媽沒有緣份，她說走就走，她離開那年虛歲六十六歲，跟我現在差不多的年紀，媽媽走得實在太早。」
無人目擊的搶案，永遠帶走了家中支柱
一九九六年七月，剛好是林淑貞申請上政治大學的在職進修學分班的第一年，「沒想到我上台北的第一周就發生這件事。」
那天應該是禮拜一的晚上，以前都是他們孩子回去中興新村探望老人家，後來大家要上課上班，變成林媽媽遷就兒女來台中看孩子。平常媽媽都來林淑貞家住，那次可能因為她要上台北，媽媽才過去住大弟家。那天她剛好要去中國醫藥學院復健，其實離林淑貞家家不遠，只隔著一條路，林淑貞大弟家則住離醫院來回十幾分鐘的路程。因為林媽媽平常就有爬山習慣，她就不讓弟弟特地接送，說要自己回來。
林淑貞說，媽媽當時拎著一個小皮包，裡頭只有健保卡，沒有帶錢就出門了。那時候的大雅路（現中清路）還沒有現在這樣熱鬧，晚上八點多，做生意的小販鐵門拉下來以後，就剩零星的遊藝間跟卡拉ＯＫ店。她回來的路上，有一段比較陰暗的舊社區，怎麼也沒想到就被人家搶了。「我們現在只能猜想，媽媽那個時候也許是害怕的縮進騎樓，卻被坑疤的階梯落差絆倒，腦部受到嚴重撞擊。」晚上十點多，林淑貞在去台北的路上接到通知，深夜剛抵達台北，立刻又跟著舅舅驅車趕回台中。
本來以為不是什麼大事，到了才發現媽媽被送進加護病房，顱內大量出血，到院前就失救了。她的表情又驚又慌，眼睛張地老大，神色僵硬，「弟弟在旁邊呼喚媽媽名字的時候，聽說媽媽掉了眼淚。但這些我都是聽說的，我回到台中的時候，媽媽已經被全身插管，眼睛貼上膠帶。」
捨不得媽媽受苦，痛下放棄急救的決定
可能救護車去找人的時候錯失了第一時間；又或者一時沒有親人在身邊，可能也沒有辦法緊急處理，媽媽的情況並不樂觀。
「昏迷指數三，即使開刀，也可能變成植物人。」林淑貞和爸爸、還有當醫生的叔叔商量，「當下想的是要讓媽媽繼續受苦嗎？我想家裡都是比較理性的人，在那樣的狀況下，會這樣想的人應該很少吧。」剛開始家人們都很不捨，捨不得讓媽媽忍受急救的折磨，也捨不得放手讓她走。但兩天後，看著躺在病榻上的媽媽，林淑貞終於忍下心做了決定。
她說，因為媽媽平日有吃齋念佛的修養，那天一早把媽媽接回家，雖然她不信教，還是依照以前看過的方式，告訴大家不准哭，讓團聚而來的親友家人持續為媽媽念經祝禱。林淑貞記得到了中午吧，她發現媽媽的面容竟然都放鬆了，還帶著微微笑意，眼睛也輕輕閉上了。「只有這一點，真的是給我很大的安慰。因為媽媽已經過世了，我們也不能做什麼事，至少在精神上，能夠讓媽媽好過一點。」
「我們讓媽媽靜靜的休息，直到她離開了，我們才送她回中興新村的老家。直到那個時候，我才一路哭回去，沒有在她旁邊讓她擔心。那時正好又遇到賀伯颱風，那段日子淒風苦雨的，媽媽的小靈堂還遷了幾次，」雖然捨不得媽媽受苦，但要毅然放棄所有醫療手段帶她回家的這個決定，真的很艱難。「後來，我每次看到報紙上說人家昏迷後奇蹟似甦醒的新聞，我都會想自己這樣做，到底是對不對。」
搶案發生得莫名、媽媽離開得突然，林淑貞與家人們只能事後聽警察說、聽路人說。但比起與媽媽錯身而過的遺憾跟自責，追究事發經過顯得無足輕重。
林淑貞推測，可能是附近的人看到了幫忙叫救護車跟警察，他們後來也沒有深入了解。到醫院以後，警察應該是從她媽媽隨身帶的健保卡著手聯絡家人吧，但是林媽媽的戶籍登記在林淑貞的妹妹家，一時卻與妹妹聯絡不上，警察只好在太原路附近的妹妹家門口貼紙條告知。早先林淑貞的弟弟倒是覺得時間晚了，急得到處打電話問媽媽下落，但是林家妹妹接到時電話不以為意，還想說她應該是跟阿姨出去哪了。
失去家人之痛，無法一下子就過去
「早上媽媽說要跟阿姨出去的時候，為什麼要跟她爭吵、鬧得不愉快？警方通知的時候，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就趕到醫院？」林淑貞的妹妹也是老師，她那天也是有課與外出了吧，等回到家才知道媽媽在醫院。「後來我聽說那天早上，媽媽想跟阿姨出門，妹妹好像不願意，所以兩人有點鬧脾氣。」林淑貞說，妹妹是最依賴媽媽的，雖然兩個人常常鬥嘴，但她總是會載著媽媽一起上山下海。發生這樣的事情，那些最雞毛蒜皮的彆扭跟口角再也沒有撫平的機會，「妹妹比我還難過。」沒有想到連這最後一面都沒有辦法好好地與媽媽道別，這是她永遠的痛。
「為什麼媽媽說不用去接她，我就真的沒有去載？」林淑貞的弟弟也覺得都是他的錯，「明明也出門去找人了，為什麼卻錯過了那條街，怎麼沒有再多找一些時間？」弟弟先趕到醫院，看到媽媽最驚駭最心痛的一面，事情發生後，爸爸就搬離中興新村到台中來跟我們同住，原本的娘家留給大弟打理，可能是對媽媽的各種虧欠，讓林家互相扶持、反而更形緊密。
「其實媽媽跟我最契合，但我都沒有時間好好陪伴她。」那天中午，林淑貞北上前還先去探望媽媽，「她還叫我留下來用完午餐再走，明明時間也還早，我卻擔心來不及而說我趕時間。這是我永遠的痛，如果知道會怎麼樣，我說什麼也會留下來吃完這頓飯。」她又說，「如果我沒有去讀碩士班……。」有時候就這樣一環扣一環，糾糾纏纏，想著那些該做而沒能做的事，徒留無限遺憾。
其實同一年早些時間，五月，媽媽才剛獲得南投縣的模範母親表揚。後來某報還刊登了「模範母親遭搶遇害」的消息，佔據地方版小小一角。「我一直認為媽媽把我們一家大小服務好了，然後就走了。」
比起自責與虧欠，追究事由顯得無足輕重
「我們家人其實都抱持著這樣的心情，大家都認為自己對不起媽媽。」回想那段時間，林淑貞頓了一頓，「……真的很難熬，在通勤的路上、舉辦後事的那一陣子，常常在車上放聲大哭，或是拚命寫下悼念媽媽的文字。我在想不管是哪個家屬遇害，親人離去的痛，真的需要好幾年來調適，不是一下子就能過去的。」事情已經快二十年了，但是她偶爾還是會想起來。林淑貞說她不是很虔誠傳統的教徒，以前只是看著媽媽吃齋念經，但是媽媽離開以後，她反而開始接近佛法，去法鼓山，參加法會。「在不安的時候，好像有種安定人心的力量。」
後來，有人說曾看到兩個穿黑衣的年輕人從媽媽遇害的現場騎摩托車離開，可是比起追問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、追究是誰做的，家人更多的心情是深深感到虧欠。「大家都覺得自己沒有照顧好媽媽，這大概也是我們一直沒有去追究事件真相的原因。」連警察都在問，「可是媽媽還能夠復活嗎？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就是真的找到人了，又有什麼意義。」後來警察沒有破案，我們也沒有施壓，這件事就永遠成為家人心頭上的一個遺憾。
「能夠破案是最好，不要再讓他繼續為非作歹，但是就算真的有一天見到他，我們也不會希望他死。」生命只有一次，比起一命抵一命的報復，她期盼在未知的加害者身上看見更多教化的可能，「『你要去懺悔、往後多做善事』，也許我們也會跟他這樣說吧。」
比起一命抵一命，教化與愛是更好的賠償
林淑貞說，爸爸媽媽教養我們，從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做起，所以我現在一直鞭策自己，現在我有能力了，又是大姊，起碼要照顧好我的家人、我的員工和親戚朋友。我們從媽媽身上得到的真是太多了，但我為她做的太少。「只希望以後能夠傳承她的愛，用不同的方式照顧更多身邊的人，讓她的愛可以繼續延續下去。」林媽媽過世以後，林淑貞把她身後留下來的錢捐到學校成立獎學金，又設立了「林李兒文教基金會」。除了學生，公司員工的孩子每一年也都可以申請獎學金，對他們是一種鼓勵。林淑貞也支持兒子李宣毅（編按：現為律師，請見p.59文）以他的所學向外幫助更多的人，「我想，這些都是家庭教育氣氛的影響吧。」
二〇一四年初，因為「廢死聯盟」的訪問，擔任過洪仲丘案義務律師團律師的李宣毅，第一次透漏外婆的遭遇。他形容這件意外帶給他憤怒，讓他走上法律這條路，卻也才發現身為被害人家屬的經驗，如何領著他更謹慎細密的檢視加害者的生命歷程。進一步推導出犯罪的成因跟脈絡，把仇恨轉化為理解，才能找出解決、減少犯罪最好的方法。
林淑貞回憶，這件事對兒子宣毅的影響很大，這劇變讓家裡心力交瘁，那陣子她也沒太多心思管兒子的成績。那時候是他高一升高二的暑假，他原本是自然組，突然就決定轉組去念法商。原本他可以保送台灣大學政治系，但是因為家人擔憂他碰政治，才另外考上政治大學法律系。
因為職業關係，林淑貞總是需要早早出門，先生則是忙於發展事業，因此一雙兒女大部分時間都托給外公外婆照顧，李宣毅幼稚園以前和姊姊幾乎都跟阿公、阿嬤住在一起。阿嬤喜歡捻花蒔草，有時李宣毅看到路邊的大王椰子樹砸下巨大的落葉，他就會一個人把葉子拖回家門口玩。林淑貞說，「想起來都是開心的事，他跟阿公、阿嬤的感情也因此非常親密。」
意外失親，因而更謹慎檢視加害者生命歷程
小時候的李宣毅是鑰匙兒童，姊姊上下學有人接送，而他學校的娃娃車比較晚來，所以他總是開著電視讓家裡充滿聲音。「那時候老三台一早只就有莒光日那種軍隊節目，結果有一次，他突然問我：『媽媽，馬克思是什麼？』再加上阿公以前就是本土意識比較強的人，家裡藏書很多，爸爸國小的時候就拿《彭明敏傳》給宣毅看，可能是這樣，開始慢慢接觸這一方面的事。」
林淑貞回憶，爸爸雖然受日本教育，但就像李登輝那一代人，隨著智識漸長，他們的台灣意識也開始萌發。「我們家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就會批評，不過，我們有自己的信仰，但我們也尊重別人的信仰，不會特意影響別人。」不論是政黨還是廢死聯盟，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張，但還是要持平去看、去了解。「不是一定要選邊站支持到底，談得來的我們就談深一點，聊不來的也沒關係，我們尊重每個人的選擇。」
這樣家風，讓李宣毅多次在媒體面前以自己的經驗，溫和卻有力地闡述自己支持廢除死刑的理念，讓加害人跟受害人不再只能是天秤的兩端。對於李宣毅投身社會運動，雖然帶有父母的擔憂，但林淑貞仍然樂觀其成。「從前我的爸爸媽媽把我們照顧得很周到，現在家裡的事業小有成就，沒有讓孩子缺錢需要去拚生活，所以才有餘力做這些事吧。是好是壞我也不曉得，有的時候投入太多，我們也會擔心他，可是我非常感佩我的媽媽，所以自己當了母親以後，也會想要學習媽媽以前的榜樣。」
帶著對林媽媽的深深的憧憬和孺慕，對林淑貞與李宣毅來說，讓有能力的人，多照顧別人一點，也許就是延續媽媽（外婆）大愛最好的一種方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