讓悲傷的人重新出發

──訪臨床心理師羅秋怡

葉亭君文

在心理諮商這條路上，羅秋怡已經走了二十五年。光是在台北馬偕醫院擔任臨床心理師的資歷，就長達十七年。她原本很習慣大醫院體系，是因為嫁給台南出身的先生，才不得已「自立門戶」。二〇〇八年，羅秋怡創辦了「上善心理治療所」，成為當時台南第一間由臨床心理師開業的診所。

移居台南之後，羅秋怡就一心要進到社區服務，因為M型化現象也出現在心理諮商醫療服務上。「會去醫院的，還是那些有心要治療的，難做的在民間。社區裡負擔不起心理治療的人，不會去求診。」因此，開業沒多久，羅秋怡就與上善的團隊「到處活絡」，與校園、社福單位積極合作。

創辦心理治療所，挑戰艱難之社區諮商服務

羅秋怡的專業，主要在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，一開始跟社區的互動，大多來自於學校。台南地檢署以「緩起訴處分金」經費推動「社區生活營」計畫，行之有年，針對中輟生、高風險的兒童和青少年做輔導，需要的學校主動申請，讓專業心理師到校服務。很多申請的學校，都位於偏鄉資源少的地方，跑起來可不輕鬆，但羅秋怡認為，這是她所參與過的、很成功的社區型計畫。「計畫內容很多元，有個別諮商、小團體、課後照顧、生涯規劃，還會找家長來參與。不只是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當事人，跟學校、家庭有連起來，而且是長期的，預防於未然，這是很好的作法。」

服務久了，公部門和民間社福單位，一一循線而至。目前，除了自費看診的一般民眾，上善固定配合的來源包括家暴防治中心、南少年法庭、南少年觀護所、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、善牧基金會、家扶中心等等。

大約二〇一〇年起，在兩位已與「犯保」合作的心理師推薦之下，羅秋怡開始與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」（下稱「犯保」）台南分會合作。五年多來，上善團隊與「犯保」台南分會已經合作了一、二十個受害者家屬的心理諮商個案，其中羅秋怡自己就負責了近十個。

犯保協會提供心理諮商服務的個案，大多被害者這一方已經死亡。「犯保」台南分會會內有資深的心理師，接觸到個案之後，會依據案家的情況，比如所在位置、方便約診的時間、需要什麼專長的心理師，來比對分案。

與「犯保」台南分會合作，專業輔導「創傷後壓力」

是否開案、結案，「犯保」都會經過評估，開案後還固定有團隊會議，由負責個案的協會社工與心理師一起討論，頻率大約是一年三次。開案後，案家需要什麼資源、應該採取什麼後續作為，都交由心理師專業判斷，但協會社工每個月都會與心理師聯繫，了解狀況。大多個案在診所或醫院進行諮商，但特殊的個案也會進行居家訪視。

開案後通常會先安排一定的諮商時數，一期大概是進行八次，之後再視情形延長，特殊個案也可專簽。羅秋怡說，受害者家屬狀況要走到穩定，通常至少要一年，她陪伴過的個案，最長也達兩年以上。諮商的頻率則是看個案的需求，嚴重的話每週一次，還有更嚴重的個案初期需要一週兩次諮商。狀況和緩後，則拉長到每個月一次。

羅秋怡和上善團隊協助的大多是車禍致死案件。車禍致死不是預謀犯罪，無法把發生的錯誤歸咎在特定原因上，所以事發後家屬拒絕接受、悲慟都是正常的。「傷害其實都是別人造成的，但許多家屬卻會自責，會說『如果我怎樣怎樣，事情就不會發生了。』那些『都是我、都是我』，其實就是捨不得。」最痛的是失去子女的父母，尤其是年輕子女，逝去的生命越年輕，越讓人無法看開。她遇過最揪心的個案，常常是「一包衛生紙放中間，她哭我也哭，哭完再繼續談。」

不是每個被害者家屬都願意接受心理諮商。羅秋怡說，「有的從事發過後，不曾求援，等到犯保台南分會偶然接觸到這個家屬，都已經過了好幾年。這段時間，家屬就是一直沈浸在悲傷之中。」

很多時候，一個人死亡卻影響了許多家族成員，情節複雜的個案，就需要多位心理師一起參與。曾有過在針對某位家屬心理諮商的過程中，評估認為其他家庭成員也有需要做諮商，因此一個家庭中的所有成員，都有一位心理師個別處理。家族裡手足與父母之間再分小組，做小團體治療。

羅秋怡與人相處，很有直覺。在她長期觀察之下，也曾發現了個案自己都不曾察覺的狀況，讓諮商方向大轉，重新評估家庭中子女們的處境，也改變了外力介入處理的方式。

狀況不那麼嚴重、屬一般性的個案、或不適合單獨做的個案，則適合用團體治療的方式。羅秋怡因為自己開業，有獨立、適合的診療所作為場地，而「創傷後壓力輔導」原本也就是上善團隊的專長領域，因此跟犯保協會台南分會合作過很多次團體諮商。

提供靜心氣氛場所，以團體治療打開心房

團體諮商的類型，有兒童團體、成人團體，也有以家庭組成的團體。她說，「有時候意外突如其來，家裡氣氛就改變了。對小孩衝擊是很大的，但他講不出來、或不能講，有的來諮商時都已經是青少年了，就變成習慣性封口。像這樣的情形，有適當的團體，在一群年紀類似、有相同背景的人裡面，比較願意說。」

而就狀況較輕的成人受害者家屬而言，也可以在團體中得到支持及療癒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同樣經歷讓彼此更能理解，可以吐露自己的情緒。還在創痛之中的人，看到已經走出來的，也會感受到希望。

這類團體治療，每次大約兩個多小時，大多是在具有「靜心」氣氛的上善治療所裡舉行，由專業心理師來引導。有時是談話會的形式、有時則透過其他觸媒，比如分享讀書心得、看電影，來引發討論與互動。

團體治療是一個集體修復的歷程，一個回合包含八至十二次聚會。這個歷程會設計起承轉合，開頭的時候要認識成員、確立團體規則，終了時則要有總結、回顧、祝福與展望。

羅秋怡解釋，「受害者家屬一開始的情緒，可能是憤怒、報復、悲傷、想要去死、自責，你不能一直用說教的方式，說要放下。團體治療是一個歷程，讓大家可以把情緒釋放，正視在變動中遭受到的狀況。」這個場域中，重要的是建立規則：不批評、不針對。「要讓大家盡情的講，沒有誰比較好、比較強，也沒有人要跳出來指導你什麼。」團體裡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支持的力量，一點一滴的信心都得來不易。

也有些參與團體治療的家屬，即使事件已經發生了，還是一心抱著「不可以」、「不願意」，連接受事實都拒絕。這就需要心理師引導，比如透過道具借位說話，請家屬換個角色、扮演逝去的親人，看看會對在世者說些什麼。透過促進、暖化、支持、分析，來來回回，漸漸累積，從過程中陪家屬找到人生中可以轉彎的點。

除了心理諮商的服務之外，「犯保」台南分會也舉辦交誼性質的戶外活動。許多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因為自己的處境而踏不出去，很久不曾走出戶外，心理上也排斥跟不熟的人互動，怕別人知道自己的狀況。台南分會就曾包過遊覽車讓服務對象北上參觀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，許多參加者距離上次出遊，都已是多年前了。

真心保護受害人家屬，長期承諾與公道懲罰皆不可缺

細數和犯保協會合作的歷程，羅秋怡說，「犯保協會的案子一定不好做。」這也是為什麼「犯保」與心理師合作採取推薦制，要其他心理師推薦才能加入。「做『犯保』的案子，你真的要很能夠承諾陪他們度過這段難關。如果心理師時間很少、不能穩定的在案家需要的時候出現，『犯保』大概也就不會跟他們配合。」

個案的狀況與悲傷歷程不同，出現的問題也不同。常有案家初接到犯保協會電話，以為是詐騙集團，不願接觸，但協會還是持續去關懷。又如被害者被周圍的人指責，會發生意外都是自己的錯，甚至被說拿了多少賠償，這樣內外交逼的狀況也不少。諮商是條漫長的路，也未必每一個案家都是樂於接受，拖延、抗拒，都是常見的情形。這些狀況需要協會社工及心理師用心面對，羅秋怡對於「犯保」台南分會的表現高度肯定，「社工很投入，我們的合作很札實，也形成很好的夥伴關係。」。

接觸過這麼多個案，羅秋怡認為，要能夠放下傷痛、邁向復原，「公道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適當的懲罰是必要的，要讓暴力及惡行停止下來，才能去收拾、處理受到傷害的人。她直言，要推動廢除死刑，要有夠嚴厲的替代方案，有些犯罪的成因不是教化可以改變的。但是，以過去面對「校園霸凌」經驗，她也認為，懲罰霸凌者並非就要以霸凌的手段還治其人之身，而是要他真心地認錯，終止霸凌，讓教室回復為一個大家都可以安心學習的場所。

多年來與司法、社福、校園等各種單位常有接觸，個案如果有需要，羅秋怡有時也成為轉介資源的中介者。犯保協會轉介的案家的小孩，就讀的學校正好羅秋怡認識，因此不但可以在學校進行諮商，當犯保協會諮商時數結束而小孩仍有需要，羅秋怡也會找學校方面的資源讓諮商服務繼續下去。「所以我有時候都說，我們已經不只是心理治療所，根本就是NGO（非政府組織）了」。

「可能是我對社區的使命感跟社會意識吧，如果我會的是別的專業，那我就貢獻別的專業。但是心理諮商就是我的專業，所以這就是我的貢獻，」她說。

預防勝於治療，讓創傷成為生命養份

身為心理師，羅秋怡在少年犯保護管束、犯罪被害者心理創傷兩個領域，都是站在現場參與的人，這兩端之間的距離未必很遠。「我遇過一個受害者家屬的個案，死者是母親，家屬是父親與小孩，因為住在鄉下地方，父親要小孩心裡就算悲傷，也不准哭，以免被鄰居知道。小孩無法壓抑，只好去學校大鬧，造成學校認為他是問題學生。」

羅秋怡相信，預防勝於治療。「人之可惡，前面都會有可憐之處，重點是，我們可以介入的時機是什麼時候？」心理諮商的目的，就是不要讓心理的負累造成未來的苦果。不論是在少年犯步入歧途的那一端、或是在受害者家屬清理痛苦的那一端，羅秋怡相信，「所有的創傷都有可能成為生命的養分。」而她的角色，就是那個耕耘心田，將創傷化為養分的人。

讓悲傷的人重新出發